翻看中國教育史乃至文化史，書院是一個頗為引人遐思而又意味悠長的存在，穿越千年依然綿綿不斷、泠泠作響。書院寄寓了中國士人修身養(yǎng)性、弘道濟世的賢哲理想，傳遞著千年流變而又弦歌不輟的中華神韻。

周口地處黃淮平原、中原腹地，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fā)祥地之一，自古以來文脈綿延、重道崇德，自然少不得書院的一席之地。周口各個縣市區(qū)舊時幾乎都有有名望、有代表性的傳統(tǒng)書院，如淮陽弦歌書院、柳湖書院，扶溝大程書院，西華衍疇書院，商水鳳臺書院、靜遠書院（今周口市七一路一小），太康興賢書院，沈丘平輿書院，項城蓮溪書院，鹿邑鳴鹿書院等。從整體的地域文化講，我們不妨統(tǒng)稱之為周口書院。

周口書院的源起

“堂上弦歌七日不能容大道，庭前俎豆千年猶自仰高山”，作為紀念“天下文官祖，歷代帝王師”孔子的圣地，周口書院的歷史還是從弦歌臺講起吧。弦歌臺原本為漢代劉寵的“弩臺”，一個演武打仗的地方，因孔子周游列國三次到陳，講學四年，期間困于陳蔡七日而弦歌不絕，為了紀念孔子，唐玄宗開元九年（721年），移孔子廟于“弩臺”之上。明憲宗成化六年（1470年）改曰“厄臺”。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易名為“絕糧祠”，并在正殿后建講堂數(shù)楹，曰“知德書院”。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易“絕糧祠”為“弦歌臺”，其正殿后面的書院經(jīng)數(shù)次變換，至清乾隆五年（1740年）更名為“弦歌書院”， 至今沿用。

較之于孔子，箕子所處的年代更久遠一些，箕子是殷商末期人，商高宗武丁的裔孫，商紂王的叔父，易經(jīng)卦爻辭中唯一有史可考的歷史人物，《易經(jīng)·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有“中華文化第一子”之稱。傳箕子曾被封于華邑（今西華一帶），另說被囚于或隱居于箕子讀書臺，作《洪范九疇》，衍疇書院由此而來。

如果說箕子封地和衍疇書院最早創(chuàng)設的年代尚存探討余地的話，扶溝大程書院的歷史則相對明晰了。大學者陳寅恪講“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書院始于唐，盛于宋，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年）至元豐三年（1080年），理學家程顥任扶溝知縣，公務之余專門創(chuàng)建書院，并親書“書院”二字，一度被稱為明道先生祠、明道書院。清乾隆年間改稱為大程書院。

明朝時期對書院有揚有抑，到了清朝書院又有了大的發(fā)展，形成了官方書院系統(tǒng)。據(jù)資料顯示，周口書院多興建或重建于明清時期，在研究學問、教化民眾、文化傳播和學校教育等方面發(fā)揮了多重功能作用。

周口書院的興替

既為書院，就要有名有實。細覽周口各個書院之名，都極富春風大雅之氣。除上述弦歌、衍疇、大程等，柳湖書院在淮陽老縣城東南隅，同柳湖相呼應，原為文昌宮所在；鳳臺書院則大抵是取鳳棲之意；淡泊明志、寧靜致遠，靜遠書院原來是周家口南寨文昌宮（周家口還有樂善書院、崇正書院等）；太康有興賢書院，看來高賢之地道德之鄉(xiāng)自古名不虛傳；項城原有虹陽書院，虹陽書院傾圮而建蓮溪書院，因其鄰近的虹河有瑞蓮之兆而得名；鳴鹿書院在老子升仙臺前，原名真源學舍，后改名鳴鹿書院，既同鹿邑相合，又讓人生出“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的遐想；沈丘平輿書院建立于清道光七年（1827年），是清代末期沈丘縣的最高學府，位于老城南門里路西。概因周成王封周文王第十子聃季載于今沈丘縣南部一帶，轄區(qū)包括今安徽省臨泉縣、界首市，以及河南省平輿縣、新蔡縣、項城市、沈丘縣部分地區(qū)，在此建立沈國，并曾都于平輿。與此相關聯(lián)，故而書院名曰平輿書院。

大凡是書院學堂，總是要擇址在環(huán)境清幽的風水寶地。比如蓮溪書院是原項城縣清乾隆年間所創(chuàng)立的縣內(nèi)最高學府（在秣陵鎮(zhèn)城區(qū)，原老城高中校址，張伯駒曾在書院就讀）。類似于淮陽八景之“弦歌夜讀”，蓮溪書院舊也曾為項城八景之一，清柳堂賦詩贊之：“微雨初晴望眼空，蓮溪門外立春風。半灣芳草縈深碧，夾岸小桃放淺紅。水面浮沉雙鴨子，船頭漂泊一漁翁。天然詩趣天然畫，欲學維摩愧未工?！?/p>

書院既是一個講學的地方，又具有藏書、供祭等多重功能。比如大程書院雖面積不大，但集大成，頗有代表性。書院有東、西文場（號舍），是目前國內(nèi)保留最為完好的古代科舉考場之一。有立雪講堂，是師長講學授業(yè)和舉行重大活動的場所，既立師道尊嚴，又立學規(guī)學風，所謂“立雪見精誠，樹尊師以令范；設堂明理性，遺重教之高風”。講堂月臺前既可以露天講學，也可以利用考棚進行講學、供士子讀書學習。講堂后有藏書樓，用于收藏儒家的各種經(jīng)典圖書。書院的西側(cè)還有明道先生祠，用以祭祀和追慕先生之高風。

清光緒年間，實行變法新政，改書院為學堂，周口各書院也都隨之改制。比如柳湖書院，原為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淮寧知縣潘鐘瀚在文昌宮（今淮陽老一中附近）創(chuàng)建，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在清政府《奏定學堂章程》指導下，陳州知府劉更壽籌資就柳湖書院舊址并購文昌宮以西（今淮陽老一中大門以南）民房，創(chuàng)辦陳州府中學堂，此即當今淮陽中學的前身，也是陳州府境內(nèi)新式學堂的開端。劉更壽系安徽廬江縣人，學堂經(jīng)費不夠用時，常從老家籌資。為激勵學子，劉更壽在學堂楹柱上題聯(lián)“二千石自信未能幸淮水東流不帶渣滓污故土；七十子同心向?qū)W看柳湖西畔遍栽桃李待成才”，以此表達自己以興學為樂、以育才為榮的遠大志向。

1905年，清政府下令廢除科舉制，學堂也由科舉入仕教育改為普通教育，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宗旨，開啟了近代教育模式。民國時期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學堂大多又改制為學校，比如蓮溪書院又由高等小學堂改為縣中、縣師，1969年改為老城高中。柳湖書院則由陳州府學堂改為淮陽省立中學等，并歷經(jīng)輾轉(zhuǎn)辦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于舊址處成立淮陽第一中學。可謂是書院遺風猶在，而歷史又不斷翻開新篇了。

周口書院的啟迪

書院作為治學和教化的載體，在長期發(fā)展過程中積淀和形成了內(nèi)涵豐富的書院精神和價值體系，這種精神和價值體系既有普遍性，又各具特色。比如周口書院之衍疇書院，因箕子衍《洪范九疇》而得名，其所論述的天人關系和國家治理必須遵循的九條大法至今仍很有指導和借鑒意義。弦歌書院為敬奉孔子而立，躬行君子，學達性天，其大成至圣先師的標志性意義自不待言。大程書院則是宋代理學的一個原點，正是在大程書院，程顥完成了自身對儒家思想的改造和升華，提出了“天者理也”的世界本源問題，進而形成有濃厚哲學色彩的理學，影響中國近千年。這些內(nèi)核和精神價值都值得我們用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認真學習分析把握，取其精華，古為今用。

千年書院不僅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造和傳播的重要載體，還以其內(nèi)在的生成、體制、機制和價值取向等建構(gòu)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神韻的書院文化品牌，成為中華文化基因庫中的瑰寶。周口是羲皇故都、老子故里，幾千年悠久厚重的歷史孕育出了頗具代表性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周口書院既有其地域性的歷史觀照，又是中華書院的重要組成和文化標志。以科學的態(tài)度把周口書院的歷史遺存、文化脈絡、內(nèi)在精神挖掘好、整理好、傳承好、利用好，對于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堅定文化自信，對于打造“道德名城 魅力周口”、創(chuàng)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在提升文化軟實力的同時體現(xiàn)周口作為、周口擔當都是大有裨益的。①8